2010年7月26日深夜，我睡得迷迷糊糊，手机铃声突然大作，接通后那边传来许君微微颤抖的声音：“对不起啊大林子，这么晚打扰你休息，我……我媳妇儿刚撞人了，现在在交警队呢。”

许君是我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跟我一样都是85后，同龄人之间有很多共同话题，一来二去就熟了。当时，许君得知我是律师后，还开玩笑说：“这样好啊，有事儿可以找你了。以后我也可以说‘有事儿请找我的律师谈了’！”

我笑着说：“那要这样，我还是希望你一辈子别找我。”

谁知道他竟一语成谶，事情还真的来了。我顿时清醒，赶忙问：被撞的人怎么样了？伤得重不重？许君叹了口气说人当场就死了，他媳妇儿正在做笔录，“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你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我说一定要配合警方工作，如实陈述事实经过，看警方怎样定责。毕竟一条人命，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你跟你媳妇儿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许君明显紧张起来，说他媳妇儿在高速路上正常开车，“谁能想到高速路上还躺着个人呢？”我让他别着急，时间不早了，估计警方也不会马上定责，先看看他们怎么说。

可挂了电话，我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收到了许君发来的短信，说他们两口子一会儿要去律师事务所找我。警方没有马上采取强制措施，看来此事还有缓和的余地，我草草梳洗了一下，就往律所赶去。

不到9点，许君和妻子何薇已经到了，两人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许君一改往日意气风发的模样，脸色铁青，红着双眼，胡子拉碴的，像是一宿没睡。何薇也没好到哪里去，头发散乱着，手一直抖，眼睛直直地盯着膝盖，眼角似乎还挂着泪痕——很明显，她还没从这次事故中缓过来。

许君看我进来，赶紧过来拉住我：“大林子你可来了，急死我了！”我拍拍他，把他们往办公室里引。之前许君很少和我提自己的家庭，印象中只听他提过一次——他在某国企当个小芝麻官，何薇在街道办事处做文员，两人是相亲认识的，平时收入不多但工作稳定。

这是我第一次见何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境下。我给她递了杯水：“嫂子你先冷静下，然后给我讲一下事故过程，越详细越好，以及你到了交警队后都做了什么，咱们看看怎样解决好一些。”

何薇喝了两口水，脸色恢复了些，她看了眼许君，许君点点头说：“林律师是自己人，你把事情经过完完整整地讲一遍，别有遗漏。没关系，我觉得这事儿咱们不理亏，是死者的问题。”

何薇这才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事发经过。

何薇说，前段时间许君出了个长差，昨晚才飞回北京，因为航班延误，飞机落地已是深夜，她心疼丈夫旅途劳顿，不忍心让他再在公共交通上辗转，于是就想开车去接机。

夜晚的北京交通十分通畅，虽然何薇刚拿驾照不久，但也开得四平八稳。车子上了机场高速，广播播放着浪漫的歌曲，良好的路况让何薇渐渐放松了警惕，脑子也开起了小差——她与许君刚领结婚证不久，还没办仪式，婚礼还有一些细节要确定。正在幻想的时候，何薇就听车子底下“咯噔”一声，车子顿了一下，速度有点减慢。

“我还以为是压上了块石头呢。”何薇有些纳闷，觉得高速公路上竟然有大石头，也太危险了，她使劲踩了脚油门，车子颠簸了一下，速度又提起来了。

没承想出收费站的时候，何薇被一个等在边上的交警拦住，引导她将车开到了路边，让她下车。何薇以为只是例行检查，可交警张口问她：“你撞了人了你不知道？”

何薇傻了眼，在交警的引导下，她看到自己车头的凹陷处和周围的大片血迹，心里却始终不肯相信这个事实：“高速公路都是封闭的，路面上怎么会有人呢？我真的以为自己是碾了个石头！”

拦车的交警大概当时也不太清楚事故的全过程，所以当天晚上，交警队只留何薇做了个笔录，告诉她最近不能离开北京，要随传随到，等待交警的调查结果。

听完何薇的讲述，我也觉得这起交通事故并不简单：首先，就如何薇问的那样，事故发生地点是封闭的高速公路，人是从哪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其次，何薇虽然在开车过程中走了神，但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说明被撞的人并不能显著地引起过往司机的注意，那这人被撞之前在做什么？

鉴于这起事故颇有些蹊跷，许君夫妇就想正式委托我处理，毕竟他们不专业，也实在没有精力——在婚礼之前发生这种事，何薇受了不小的惊吓，心理压力很大，他们又不敢告诉父母，怕老人担心。

他们离开后，我又看了一遍谈话记录。有把握的是，根据法律规定，行人是绝对不能进入高速公路的，死者过错在先，何薇还不至于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最后她要承担多少责任，甚至要不要承担责任，只能等交警的调查结果了。

2

转眼间一周多的时间过去了，8月4日这天，我接到了许君的电话，说交警队有了初步的调查结果，通知何薇去一趟。因为交警那边没特别要求，我作为代理人去就行，不过我还是带上了许君，万一有什么事情，他也能当场做决定。

接待我们的警官姓顾，听说许君带了律师过来，有些不屑，似乎是嫌许君小题大做，态度也不好。他给我们调出了当晚的高速监控录像，画面不是很清楚，只见机场高速上，一辆SUV的前车门打开了，一个瘦小的人摔了出来，但SUV并没有减速，也没顾上关车门，而是直接开走了。

从模糊的画面上大概能看出来，从SUV上掉下来的是个女孩子，穿着超短裙，背了一个小包。许是从车上摔下来后有些懵，或者是腿脚摔伤了，她就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深夜的机场高速上出城方向的车比白天少了不少，但车速都不慢。好在路灯光线充足，后面几辆车陆续经过，司机都提前打了方向，险险地从女孩的身边擦过，看得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没两分钟，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出现了，跟前几辆车不同，这辆车丝毫没有减速，直直从女孩身上碾了过去。

许君幽幽叹了口气，看向我说：“这是我媳妇儿开的车。”

直到红色小轿车开出监控范围，被撞的那个女孩都是仰面朝天的姿势，一动不动。录像显示，过了大概半小时，救护车来了，女孩被抬走了——应该是有后面的司机在何薇撞人后立刻报案了。

“事发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在高速出口拦下了何薇，她对撞人一事完全不知情。”顾警官关了监控，让我们回到座位上，又往我们面前扔来一个文件夹，“你们先看看吧。”

许君拿起来打开看了一眼，脸色变得很难看，赶紧递给我。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尸检报告。死者名叫宋甜甜，只有19岁，来自湖北某农村，职业一栏写的是“无业”，死因是“遭受高速撞击，颅骨碎裂”。

尸检报告最后附了几张照片，触目惊心，宋甜甜一丝不挂地躺在不锈钢台子上，头发被剃光了，虽然头部被撞得惨不忍睹，但仍能看出她生前面容姣好。

我合上文件夹，稳了下心神，把文件夹还给顾警官：“宋甜甜怎么从SUV上摔下来的呢？这也太突然了！”

顾警官说，SUV的司机已经找到了，经过讯问，他交代了事发经过。

SUV的司机叫王刚，他在机场附近买了房，每月除了工资之外还有点儿灰色收入，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出事儿那天傍晚，王刚跟朋友在三里屯吃饭，但是没有喝酒。饭局结束后时间还早，王刚就去了一家常去的KTV唱歌，宋甜甜明面上是这里的服务员，实际却在做“小姐”。

“那天我心情非常不好，下午媳妇儿跟我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回娘家了，我就想晚上找个小姐发泄一下。”王刚点了宋甜甜出台，于是宋甜甜坐上了SUV的副驾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刚上车时，俩人聊得还挺好，但看王刚开车出了城上了机场高速往顺义方向走，宋甜甜就开始抱怨说太远了，要求把“出台费”加倍。王刚不同意，两人就在车上吵了起来，宋甜甜让王刚调头把自己送回去，但这时候，车子已经在机场高速驶出过半，没有回头路可走。

王刚告诉警察：“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自己解开了安全带，一开车门跳了下去。我当时也是在气头上，一脚油门就开走了。”

宋甜甜死无对证，对于王刚的说辞，警方高度怀疑：

第一，事发时王刚到底喝没喝酒？他们在事发第二天才找到王刚，虽然第一时间做了酒精测试，但结果显示他血液里每百毫升酒精含量为0；

第二，宋甜甜是自己跳下车还是王刚推下车的？按照常理，车子高速行驶时，一般人没胆量跳车，而且事发时两人正处于争吵状态，不排除王刚“恶向胆边生”，可王刚的车内无监控，高速上的监控拍得也不是很清楚，根本看不出来宋甜甜是被推下来的还是自己跳的，警方又试了其他调查手段，依然没有找到证据，只得作罢；

第三，王刚为什么将宋甜甜置于危险境地、自行离去？据王刚讲，当时他被宋甜甜的话气得够呛，宋甜甜跳车后，他看了眼后视镜，觉得没啥大碍，这么大的人应该能自己照顾好自己，所以没有停车查看，直接回家睡觉去了。

王刚的说法几乎无懈可击，警方又没找到其他证据，最终只能将这起事故定性为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不再继续做刑事案件调查。

3

事发过程大致明了了，但到了给各方定责的时候，警方又犯了难。我认为何薇也是受害人，责任在前车司机王刚，可顾警官让我们不要多讲，回去等消息：“这期间你们也可以跟死者家属先聊聊赔偿事宜，我听说王刚挺积极张罗赔偿的。”

从交警队出来，许君不停地问我会有什么后果。我说虽然法律规定行人不得进入高速公路，但本案的情况较为特殊，加上沟通时顾警官的态度不算好，估计会给何薇定部分责任，“我们该争取的争取，剩下的只能听天命”。

许君又问：“警官这时候让我们跟死者家属聊赔偿，咋聊啊？我们要赔多少钱？”

这我也说不好，毕竟责任还没定，这个时候谈赔偿没什么依据，就是双方谈一个都能接受的数字。死者家属要是讲道理还好说，要是耍无赖可就没头了。

许君叹了口气，望向车窗外：“这马上就要办婚礼了，真够丧的……”

更“丧”的事接踵而至。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许君的电话，他怒气冲冲地说出事了：“我家门口被摆了花圈，还有一帮中老年妇女在那里嚎哭，何薇被堵在家里不敢开门，你能不能过来帮我处理下？”

我问是不是死者家属闹事，许君说应该是，花圈上写着“宋甜甜”，但他去问那帮人，谁都不搭理他，只顾着嚎哭，“真的是轰动整个小区了，好多人都在瞧！”

我让许君先报警，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影响生活秩序、造成恶劣影响了，警察来了之后会帮忙劝阻，而且对方的“正主”也会出来，许君就可以尝试先沟通，看对方是什么想法。

等我赶到许君家，警察已经将现场处理完毕，没见到死者家属和花圈，地上只剩几朵小白花和纸钱。许君气鼓鼓地对我说：“太不像话了！”

他报警后，警察很快就来了，不知从哪儿窜出个老头，趴在地上边哭边嚷：“女儿啊”、“赔命啊”。发现是人命引起的纠纷，警察了解一下事情经过，对老头挺同情，说话也很客气：“老人家，您刚失去女儿没多久，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们可以协商，协商不成您还可以用法律武器维权，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警察只要求他们立刻把花圈撤走，其他的事可以谈。

谁知老头从地上爬起来，举起拳头就要打许君，警察赶紧拦住，斥责了一句，老头理直气壮地说：“我女儿被他媳妇儿撞死了，得赔我钱。不赔钱，就赔我们一条命！”

许君问他想要多少，老头狮子大开口，说他女儿每个月都往家里打几千块钱，“你按一年4万块钱算，至少赔30年，120万！小子，你赔我120万这事就这么算了！我们农村人不想打官司，逼急了我们也豁得出去……”

许君说不可能，毕竟事故责任认定还没出。眼看老头又要激动，警察劝他们先离开，又发出了警告。眼看这情形闹不下去了，老头便招呼一帮人收拾东西，临走前还恶狠狠地冲许君嚷：“要么赔钱要么赔命，你看着办！”

接下来几天，总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站在许君家的小区门口。出于安全考虑，我让许君请几天假在家陪何薇，没事不要出门。

4

几天后，许君接到顾警官的电话，让我们再去一趟交警队。责任认定结果已经下来了，交警会组织一次调解，让许君提前准备好赔偿方案。

许君找我商量，我说这个调解方案他们得自己拿，觉得赔多少合适就报金额，如果双方都没意见，就可以签协议了。许君恨恨地说：“对方可是要120万啊，怎么可能？”

再次来到交警队，顾警官接待了我们，依然没什么好脸色，开口就问：“跟对方谈妥了吗？你们打算赔多少钱啊？”许君也不客气，先讲了一遍宋甜甜父亲的所作所为，然后反问：“就他们家人这样的，您觉得我们赔多少钱合适啊？”

顾警官不接话茬，面无表情地让我们去会议室，说要宣布责任认定结果：“你们双方看看能不能再谈谈，谈不成，你们就法院见吧。我们这个调解也就是个程序，不是强制的。”

宋甜甜的父亲已经坐在会议室里了，这次，他把妻子也带来了。宋母一直低头看桌子，连我们进来都没抬头看一眼，宋父看到我们俩，动了一下又坐住，大眼睛快速扫动，不停打量我和许君。他是个农民，脸上沟壑纵横，因为会议室里不让抽烟，手里的一根烟已经被他揉搓得不成样子了。

顾警官首先确认了双方的身份，接下来宣布责任认定结果：“就本起交通事故，因死者宋甜甜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单方进入封闭的高速公路，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司机何薇因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应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话音刚落，在座的人都炸了锅。许君大喊：“她违法在先，凭什么还要我们承担责任？”

宋父激动地站起来：“我女儿的一条命没了，还要承担主要责任？”

我则问：“前车司机王刚呢？就这么算了？”

许是顾警官见多了这种场景，他丝毫不乱，摆摆手让双方安静下来，接着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警队基于事故发生情况、各方的过错和法律规定做出的，如果不服，可以去市交管局申请复核，也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你们双方要不要再谈谈？”

宋父气呼呼地说没得谈，要么赔120万，要么赔他一条命。许君想了想，说120万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认可交警的责任认定结果，你们去走法律程序吧，看法院怎么判”。

宋父当场骂道：“你个小XX，我女儿的命不值钱？我们全家都靠她养着，现在她死了，我们怎么办？本来还指着她，能给老大说上个媳妇儿，现在啥都没有了！”

许君气不过：“你女儿在北京做什么你不知道吗？她怎么出的事你不知道吗？你平时管过她吗？要赔钱也是那个带她走的司机赔。”

宋父红了眼，跳起来就要动手，幸亏会议室的桌子宽，顾警官见势赶紧阻拦，喊我赶紧带许君走：“有你们这么说话的吗？还谈什么谈，别谈了！”

由于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的复核申请期间只有3天，我从交警队回到律所就赶紧草拟了《复核申请书》，然后马上送到市交管局。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交管局的电话：“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因为对方已经向法院起诉了。”

我反倒舒了口气——从双方几次接触情况看，这事肯定不能和平解决，既然对方向法院起诉了，走法律程序是最好的了。

直到这时候，我感觉这个案子的材料还是不够全面，有个疑问一直在我心中盘旋——责任认定书里只认定了何薇和宋甜甜的责任，那前车司机王刚呢？难道彻底没关系了？

想来想去，我还是给顾警官打了电话，希望能和他见一面，了解相关事实。没想到，电话里的顾警官很客气，还痛快地跟我约了时间。

这次见面，顾警官并没着急给我看材料，而是说起了这起事故的其他情况。

对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交警队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前车司机王刚、死者宋甜甜和肇事司机何薇应该共出一份责任认定书，王刚看宋甜甜跳车后自行离开，属于放任事故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宋甜甜和何薇均承担次要责任；第二种认为宋甜甜从车上摔下来是一起交通事故，之后何薇撞人又是一起交通事故，两起交通事故应分开各出一份责任认定。

“我们定责任的时候，最紧张的人是王刚。”顾警官说，这次交通事故出了人命，王刚很害怕自己要承担刑事责任，一旦被判刑，他的工作肯定是丢，家庭也会受影响。所以他想尽办法上下打点，还托人到交警队了解情况，想将这个事儿尽可能地压下来。

这件事本就是因王刚而起，顾警官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反感，但还是帮忙联系了宋甜甜的家属。

跟宋家人联系上后他这才知道，宋甜甜的家庭条件很困难，她上面还有一个哥哥，除了宋甜甜只身在北京打工外，全家都在地里刨食。得知女儿意外身亡，宋父并不关心她的身后事如何处理，只关心能拿回多少钱，每次都缠着顾警官问个不停，“反正人也没了，钱拿到手才是实打实的”。

顾警官问宋父是否知道宋甜甜平时的生活情况，他说：“我女儿只需要每个月给家里打钱就好，其他的我们一概不知道。”哪怕后来得知女儿做了小姐，宋父也不以为意，“都是她自己愿意，以后回村里找人嫁了就得了，反正在北京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宋父千里迢迢来处理这件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钱，越多越好，他家还指着这笔钱给儿子起房子、娶媳妇。

顾警官又气又无语，可还是本着“死者为大”的想法，跟王刚谈了一次。他说这起事故中死了人是事实，王刚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要看后续的调查情况，如果能积极赔付获得死者家属的谅解，最后的处理结果肯定是他非常有利的。

之后，王刚与宋父谈了几次，内容不得而知，最后的结果是，王刚赔偿宋家人98万元，取得了宋家人的谅解——这是王刚能承受的最大赔偿金额，听说还借了一些高利贷。因为这件事，王刚虽然没有被单位开除，但职务是一撸到底，他媳妇儿也提出了离婚，妻离子散。

拿到宋家人的谅解书后，警方便将这起事故一分为二，王刚与宋甜甜单出了一份责任认定书，在这份责任认定书中，认定宋甜甜因忽视交通安全从高速行驶的机动车上跳下，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刚承担次要责任。因为王刚已事先与宋家人达成和解，所以这份结果已经不重要了。警方另就何薇撞死宋甜甜的交通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就是之前顾警官在会议室给我们宣读的那份了。

顾警官对我说：“如果你认为我之前的工作态度不好，我可以向你道歉，我不爽是因为那么多车都能绕过去，怎么偏就何薇没绕过去？而且撞上之后她丝毫没减速，生生地碾了过去，要说她当时没走神，我肯定不信。开车这么不仔细，一条人命啊……”

我表示理解，也相信顾警官说得是真的，因为有很多老交警会对肇事司机生出一股“怨气”，像是恨铁不成钢的职业病。没想到顾警官说：“小林你肯定还是不够理解，宋甜甜才19岁啊，只比我闺女大2岁，花儿一样的年纪啊！”

5

宋家人在北京待久了，费用花销不断增加，承办本案的法官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后，破例安排提前开庭。

许君夫妇说好要与我一起出庭，没想到开庭当天早上，许君打来电话说家里临时出了点儿事，不过来了，拜托我自行应诉。

我就在法庭上见到了宋父和宋母，开庭的时候，宋父说他和宋甜甜有很深的父女感情，说女儿的死让妻子痛不欲生，给他们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

想起顾警官讲的话，我没忍住，当庭站起来痛斥了宋父一顿。我讲了宋甜甜在北京的工作生活情况、讲了宋家人不闻不问的冷漠、讲了宋父与王刚私下和解，还讲了宋家人在许君家门口的闹事，最后我说：“宋甜甜是原告的女儿不假，但她不是原告的摇钱树。原告籍此获得了远超法律规定的赔偿金，不仅不符合法律精神，也有悖于公序良俗。请问原告你是真的心疼你的女儿，还是在卖女儿？”

结果我因言语不当被法官呵止发言。

最后，法院并没有采纳我方“无责”的抗辩意见，而是依据责任认定书，判决何薇承担本起事故40%的赔偿责任，总算下来需赔偿宋家人22万余元。

拿到判决后，我去找许君，问他是否需要上诉——因为何薇只买了交强险，没买其他任何商业保险，她自己要承担10万的赔偿责任。

许君想了想说：“大林子，这个结果我很满意了，就这样吧，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接着又喃喃说道：“还有，你知道开庭那天为啥我俩都不能去吗？”

许君说，他们早就打算去法院了，许君想看宋父在法庭上的表演，何薇则是鼓起勇气，想借此调整心态，直面“心魔”——事发后，她神经衰弱，一直都睡不好觉。

到了开庭当天的早晨，外面刮起大风，何薇想从床底下拿件风衣出来穿。她把床板抬起来，弯腰进去找衣服，就在这时，支撑床板的气压杆突然断了，何薇一下子被床板拍倒了。

虽然没受伤，但何薇再次受了惊吓，她觉得这是宋甜甜来找自己报仇来了，“否则怎么偏偏是开庭这天，挺结实的气压杆突然就断了？”何薇越想越怕，说什么也不肯出门，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许君没办法，只好在家安慰她。

听了许君的讲述，我的后背也是一阵发凉。要是放在平时，我对这种事肯定是一笑置之，但听许君讲述，我还真愿意相信冥冥之中有因果。

回头看，在这起事故中，司机王刚求的是免除牢狱之灾、保住工作和前程；宋家人求的是钱财，越多越好；许君何薇这对新婚夫妇求的是心安，想早点开始新生活。

而宋甜甜，这个“花儿一样年纪”的女孩，从生到死，又有谁想着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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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负罪少女》剧照

我奶奶祖籍黑山县，外曾祖父是当地的私塾先生，曾与发妻育有一儿一女，发妻去世后，才又娶了外曾祖母。奶奶出生于1940年，几岁时，村子发大水，一家人不得不向西逃往当时人口稀少的阜新。

逃难时，一家人兵分两路，一路是外曾祖父夫妻俩带着他们的老父亲，另一路则由奶奶同父异母的大哥带着他们几个小孩子。为了避免被抓走充军，他们将自己伪装成要饭的乞丐，往往是白天赶一天路，晚上找人家借宿，饭还没端上桌，人就坐着睡着了。所幸途中一家人没有死伤或失踪，最终“殊途同归”于阜新。

当时的阜新，煤矿已经是“支柱产业”——1936年，“满碳（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在阜新成立矿业所，随后几年间，其下辖的8个“采碳所”，年产煤量达到几百万吨。采碳所只有少量负责管理的日本员工，煤炭的开采主要还是依赖廉价的中国劳工，像奶奶家这样迁徙而来的难民、流民，构成了矿工的主要来源。

外曾祖父在矿上谋得了一个薪资不高的会计职位，外曾祖母在家操持家务。后来奶奶又添了几个弟妹，一家十几口，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我奶奶从七八岁就瞎了左眼，我舅爷说，那时家里有亲戚即将病逝，我奶奶就在跟前玩儿，亲戚去世前吐出的最后一口气喷到了她脸上，“那是人一辈子积攒出来的毒气，沾上了肯定会瞎掉的啊”。但其实奶奶当时患的是角膜炎，由于家里贫困，医治不及时，才导致了失明。

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各矿坑均收归国有，过渡十分平稳，一家人的工作与日常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震荡。

也正是从那时起，阜新市走上了它的荣光之路：1953年，新中国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露天煤矿——阜新市海州露天煤矿——正式交工，其地质储量上亿吨，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此外，在“一五”期间，阜新矿务局还先后开工建设了五龙立井和新邱立井，基本形成了年产千万吨的煤炭生产格局，成为全国四大主力煤炭生产基地之一。

阜新依托煤炭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地质勘探、工程设计、矿井建设、职工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一片欣欣向荣。

矿上工资高、待遇好，给工人发劈柴票和煤票，还会给结了婚的工人分房。外曾祖父后来就在新邱露天矿做会计，他和很多在矿上工作的人一样，希望家里的子女能够进入这一行，继承自己的衣钵。

为贴补家用，奶奶小学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作为矿工子女，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新邱煤矿“背大筺”——将从矿底开采出来的煤块搬到运送煤炭的火车上，一个筐里能装五六十斤煤，每天要往返百八十趟。矿上夏天没有东西遮挡，毒辣的太阳把工人的脸和肩膀晒到脱皮；冬天气温能达到零下二十几度，早上带去的盒饭中午打开都结了冰。

虽然长得又瘦又小还瞎了一只眼睛，但奶奶干活从不落后，她筐里煤装得最满、每天往返次数最多，成为了矿上唯一一个女性“五级工”，每个月工资61块8毛4。这个收入在当时足够养活一大家子了。就这样，奶奶年轻时供弟弟妹妹上学，成家后养育了3个儿女。父亲说，那时家里是邻里间第一个买电视的，一到晚上邻居都挤来看电视，“屋里坐不下，你奶就干脆把电视机搬到屋外头给大伙看”。

后来奶奶还当上了矿里的三八队队长，矿上曾经发给过她一朵近1米高的大红花和一本红皮的光荣手册。那本手册曾躺在我家的抽屉里，被我盖满了玩具印章，可惜后来搬家找不到了。80年代，由于字写得漂亮，奶奶被抽调到矿上的医院做总务工作，一直干到90年代退休。在这期间，她被评选为阜新市的劳动模范，还曾担任过两届区人大代表，那曾经是整个家庭的荣耀时刻。

2

奶奶跟爷爷相识于60年代末。爷爷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当了2年的侦察兵，退伍后被分配到新邱粮站工作。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带着个两三岁小女孩的爷爷，经人介绍，娶了当时因为眼疾一直未婚的奶奶，没多久，就生下我爸爸和姑姑。

在矿厂上班的奶奶，个性强势，做事雷厉风行，除了做饭，几乎包揽了家里家外的大小事务。乐得清闲的爷爷，除了管好家里一日三餐，经常出去喝酒喝到烂醉。奶奶说，因为喝酒的事情，“不知与你爷爷吵了多少次架”——但爸爸却告诉我，奶奶从不当孩子面与爷爷吵架，他小时候觉得自己父母关系还不错。

当然，爷爷的个性乖张与不靠谱，我爸爸也是领教过的。他初中毕业后，由于体育成绩不够，与高中失之交臂，只能在考中专和考技校之间做出选择——从中专毕业的都是国家干部，归组织部管，从技校出来的分配进厂子，归劳动局管。在爸爸中专考试报名之前，学校校长来到家里，跟在粮站工作的爷爷要一袋大米。我爷爷当时正坐在家门口摇蒲扇，听见校长的请求，大手一挥，干脆回绝。于是，我爸爸在校长的“运作”下失去了那年中专考试的报名资格，只好去念了技校。奶奶知道这件事之后，大骂爷爷“王八犊子”。好在那个年代读技校也是个好出路，家庭风波很快就平息了。

日子虽然吵吵闹闹，但奶奶的生活总归也算安定——稳定的工作、渐渐长大的孩子们、不错的工资收入，还有相处得极为融洽的邻里乡亲。

变故发生在80年代末的一天。那天奶奶下班回到家，爷爷就已经做好了一桌子的菜，见她回来，还从炕边端来热好的二两烧酒。可刚给自己满上，胡同口突然驶来一辆警车，两个警察下车，将爷爷带出了家门。

在我听说这件事时，爷爷已因病去世，奶奶也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我曾经向爸爸、姑姑、姨奶等各路亲戚隐晦地打探过爷爷入狱的原因，但他们都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最后打听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他替领导顶了包，二是说他酒后性侵了一个弱智少女，但无论哪一种，都未能得到证实。

爷爷入狱前期，为了把他救出来，奶奶跑遍了所有机关单位，找遍了所有能找的人，给他们送烟送酒，甚至磕头下跪。她一辈子不曾求人，那是她唯一一次对别人点头哈腰，但并没有换得什么结果。后来，奶奶不再去监狱探望爷爷了，基本上从不写信，她一个人既要上班，还要拉扯几个还在上学孩子，生活的重担已将她压得喘不过气来。

7年后，爷爷出狱。在监狱的那些年他是怎么捱过来的，至今无人知晓。或许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快要退休的奶奶还是重新接纳了他。爷爷丢了粮站的工作，托人去了一家工厂看大门，闲暇时就种一种家门口的小菜园子，周末去矿厂附近拣些碎煤渣子供家里烧火用。我爸爸兄妹几人也都相继从学校毕业，有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还算体面的铁饭碗。不过，他们没有像奶奶那样子承父业进入到矿厂工作。

自80年代以来，阜新市的煤炭资源已经开始枯竭。新邱三大矿之一的兴隆矿进入衰老报废期，而当年在报道上曾经被大张旗鼓作为荣耀宣传过的“可以以惊人产量持续产出42年”的海州露天矿也即将迎来它的第40个年头。从那时开始，新邱矿的年产量从百万吨骤降至十几万吨，大量的设备与人员被闲置，“煤电之城”的荣光逐渐走向末路。自此以后，阜新市的城市GDP一直稳居辽宁省倒数第一的位置。

等到找工作时，爸爸他们兄妹3人都避开了煤矿厂：大姑去了粮站的后方工厂做糕点，小姑在我奶奶退休的医院做了护士，而我爸爸则进了百货公司做劳资工作兼任出纳。他在工作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也是技校毕业，当时在精密齿轮厂工作。两人只谈了半年恋爱就迅速领证结婚了。1999年，他们生下了我。

就在他们以为一生都会这么平稳度过时，变故又一次发生了。

3

2001年12月，国务院正式将阜新市确定为全国第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阜新市矿厂的破产重组也在随后的几年间渐次进行，引发了矿工下岗潮。在当时，经常会有下岗矿工及其家属拦车堵路和集体上访的事件，吵架闹事与各种家庭悲剧更是时常出现。

实际上，在矿工主体下岗之前，1992年开始的国企改制早已经开始动摇了阜新人对稳定生活的美好愿景。截至2000年末，阜新市共有下岗、失业职工15万人，居全省之首。

我们家最早受到下岗冲击的是大姑。她作为“大集体”职工在90年代中期就“买断”了工龄。曾在纺织厂管劳务的伯伯说，从1998年开始，他们的厂子就已经被“托管”了。托管期间，工人不上班，每月发放100元左右的基本工资，单位给投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托管期3年。当时国家有政策，1年工龄，阜新市给补偿金312元，工人需要在3年之内依靠补偿金和最低基本工资独自完成由铁饭碗向自谋职业的过渡。

当我问爸妈，他们在下岗之前是否对国家的政策有所了解、是不是已经对未来有了充分的准备和打算？他们却说：“当时厂子里也没贴公示啊啥的，我们对那下岗政策根本啥都不知道，再加上自己人脉也不广，就人家说啥是啥了，稀里糊涂地随大流就下岗了。”

2002年，我爸妈都下岗了。我爸爸去了一家塑料厂干原料加工，每天起早贪黑，一个月也就800块。由于对塑料过敏和腰肌劳损，干了两年后，他不得不辞职。我妈妈依靠上班时从夜校学来的手艺，在我家街对面租了铺面开了一家洗衣店，爸爸辞职后，两人便一同经营，爸爸负责手洗，她负责缝纫。

也就是在那时，为了照顾我，奶奶放弃了自己的职务，随爷爷一同从新邱搬到阜新市区与我们一家同住。搬家时，奶奶将一座约20公分高的汉白玉石毛主席雕像也带了过来，这座雕像已经在我们家摆了近20年。

平时照看我时，奶奶总是喜欢同我讲她过去的荣光岁月，而最常提起的是她在大连疗养的时光：60年代，新邱露天矿的效益大幅提升，矿工们的福利待遇也越来越好。当时厂里会奖励大部分员工前往大连疗养几个月，员工们不用花钱，工资还照开。

“在那块儿，我们住小楼房，天天吃白米饭，房子的窗户就正对着大海，每天没别的任务，就是去海边玩儿。”每次提起这段经历，奶奶的神情都十分骄傲，因为那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纯粹的快乐时光。

刚经历过下岗潮的阜新面临着两种景象的张力与错格，一边是失业找不到工作的下岗工人，另一边是拔地而起的KTV与歌舞厅。国企改制养肥了一批吃政策红利的老板，富起来的老板帮扶了一批失足妇女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当时我家就处在这小城的“红灯区”之中，手机还没有普及前，我家洗衣店里装了一部固定电话，1分钟1毛钱，要是多说，3分钟4毛钱，常有些女人过来打电话联系客户。洗衣店外面有一个修车摊，一溜的“摩的”在街边等着拉活。修车摊旁总是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有卖猪肉的黑帮大哥，蹬三轮的下岗大爷，还有楼上的痴呆老头跟他老伴，他们坐在小板凳上，聊天乘凉，偶尔还打打扑克。

开洗衣店能挣点小钱，但我们家的日子仍旧过得紧紧巴巴。于是经朋友介绍，我爸爸去了一家钢结构厂学习做电工，妈妈则继续在家经营洗衣店。几年后，妈妈攒下钱，买下了洗衣店的店面，我白天在店铺外玩耍，晚上回家里睡觉。我们家两室一厅，爷爷奶奶住在次卧，我与爸妈住在主卧，我的单人床和他们的大床之间用一个书架隔开来——长大后我一直很困惑，他们在那段跟我同住的时间里要如何解决生理问题。

爷爷奶奶搬过来后，每天都结伴出去遛弯，每次回来爷爷手上都会拿着很多捡回来的废品，我爸妈跟他吵了无数次架，但他依旧我行我素，最后我爸妈索性随他去了。爷爷的手很巧，那些废品都被他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工艺品，摆满了他与奶奶的卧室。他曾经用废弃的橡胶圈做了两根拐杖，一根给自己，一根给奶奶，管自己的那根叫“龙杖”，管我奶奶的那根叫“凤杖”。他还用废弃铁丝和木板做了一架弦琴，每天用拨片弹琴唱歌，逍遥自在，自成一派。

在一个周末的午后，当时才上一年级的我闲着无聊跑到爷爷奶奶的卧室去玩。爷爷一脸神秘地告诉我：“我昨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狐大仙给我算命，她说我能活到76岁。”当时爷爷只有65岁，我拔着手指头算，觉得距离76岁还有好长好长的时间，长到仿佛那一天根本不会到来。后来在2015年，爷爷去世了，我算了算，正好76岁，不知是巧合，还是命里早有定数。

4

2004年，阜新市学生卖淫的事件因为一篇网上的帖子进入公众视野，警方捣毁了当地几个网上卖淫窝点，还对一些强迫少女卖淫的“鸡头”展开了抓捕。我家附近的歌舞厅开始渐渐消失了，第二年，那片“红灯区”就被整改成了早市一条街，曾经的灯红酒绿被清晨包子铺上腾起的热气取代，下岗后蹬三轮拉活的大爷们成为了那条街白天的主角。

阜新市矿务局在探寻转型与变革之路，但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反而进一步加速了矿厂的倒闭与破产。2005年2月14日，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发生特大瓦斯事故，造成214人遇难。同年6月，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的海州露天矿因资源枯竭而正式宣告破产，上万职工被迫下岗，人均获得安置费两万元左右，除了2000余名职工被安置到煤矿资产变现后重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其余职工均需自谋生路。

与煤矿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奶奶，记忆也从那时开始衰退了。只是忙于生计的爸妈并未将此放在心上。奶奶一辈子忙忙碌碌惯了，住在我们家时也一刻不得闲。她每天不停地擦拭着家里的桌子柜子，用手掌清洁地面，尽管无数次被我爸妈说没有必要，但她依旧乐此不疲。

白天我在家的时候，她总会拉着我说话，她听我讲发生在学校的故事，我听她说过去的事情。她的每件事我都听了不下十遍，我讲的每件事，她必然要重复提问一个问题。当时我才上小学，对老年痴呆没有任何概念，只是有时会觉得不耐烦，这时，奶奶会神情沮丧地用手敲自己的头说：“都怨我这个破脑袋。”不过大多数时候，我并不介意重复讲或者听一个事情很多遍，毕竟闲着也是闲着，与奶奶聊天，总会使我乐在其中。

爷爷依旧喜欢喝酒，每天晚上他都会温一小瓶白酒，切一个软桃，“饭后一个桃，活到九十九”。

洗衣机逐渐普及后，洗衣店赚不到钱了，妈妈转行开了小吃店，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晚上10点多钟才能收工，以此换取每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爸爸学成了电工，跳槽到一家环保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只有他一个电工，他不仅包揽了所有电器活，还要不时出差做工程项目。

2011年我升上初中后，由于太过劳累，再加之人手不够，妈妈关掉了小吃店，去了一家商场打工。为了我学习方便，爸爸与爷爷奶奶商量，将对街的店铺重新装修一下，让他们搬过去住，他们同意了。

于是，我搬到了爷爷奶奶之前的卧室，那些爷爷用废品做的工艺品都被当成破烂扔掉了。爷爷奶奶搬走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搬离新邱以来从未喝醉过的爷爷，那晚喝醉了。他摇晃着身子从椅子上跌坐到地上，手里还稳稳地抱着我的小收纳盒。后来妈妈对爸爸说：“爸肯定是故意装喝醉的，他还是不愿意搬，要不然怎么可能摔到地上还记着手里抱住他孙女的盒子。”

2013年，阜新市发布了取缔市区内营运三轮车的通告，成千上万辆三轮车被销毁，那些蹬车的大爷们都不见了踪影，曾经热闹的修车摊也变得冷清了起来。搬到对街的爷爷奶奶，依旧每天上街遛弯，爷爷还保持着捡废品的习惯，只是没再见到他把它们做成工艺品了。每到周末，他们就回到我们家洗澡换衣服，然后到楼下的超市打一斤白酒，那是一个礼拜的存量。

那段时间，总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人来敲我家门，把我们家当成了他哥哥家，解释了多少遍也不听。起初我还十分害怕，后来索性就不再理会。初二的一个假期，临近中午，敲门声再次响起，我依旧不应声。没一会儿，敲门声就停止了，我没当作一回事，继续写作业。晚上，妈妈回到家，她从爷爷的口中得知，奶奶走丢了。

她和爸爸着急忙慌地出门找人，还报了案、找了电视台，在两小时后我们接到远房亲戚的电话，说奶奶就在他家附近。那地儿距离奶奶走失的地方有20余公里，奶奶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天，口中一直念叨着要“回家”。

爸爸妈妈白天不得不上班挣钱，家里条件有限又请不起护工，他们担心奶奶再次走失，也怨恨爷爷居然在奶奶走失后还能气定神闲地坐在家中。在与两位姑姑商量后，他们决定将店铺的门在外面反锁，爷爷奶奶从此失去了外出遛弯的自由，也很少再上楼来我们家了。爷爷最后一次来我们家，在我卧室的白板上用草书写了一个阜新的“新”字，那个字我很长时间都舍不得擦掉，从此以后，我所有的“新”字都使用了那种写法。

自从爷爷奶奶被反锁在房间里后，就淡出了我的生活。我有辆自行车，不好扛上楼，只好锁在店铺里，上学时爸妈会一早从店铺里帮我拿出来停在街上。有段时间，爸爸上班摔断了腿，妈妈骑车不小心出车祸脑震荡住进了医院，我只好自己去取车、放车。爷爷盼望着这一刻，他总会提前站在门口，在我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冲出来。但我拼命地把他推回房间，迅速锁上门，仅存的那一丝愧疚也在骑上车不一会儿就消散了。

那时的我正过着紧张的中学生活，努力学习，拼命去实现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的梦想——离开阜新，离开东北，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对于爷爷奶奶的渴求与期盼，根本无暇记挂于心。

那间店铺有些潮湿黑暗，爷爷奶奶似乎就藏身其中逐渐腐烂。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奶奶基本认不清楚人了，才想起带她上医院去检查。由于对小脑萎缩和阿尔茨海默症缺乏了解，一直以为奶奶只是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下降的我们，直到她的病症已经发展到晚期，才第一次收到医院的确诊书。我们买来了药，一顿又一顿地喂她服下，但却依旧难以挽回她正在快速衰退的记忆力。

平日，奶奶只是不停地、重复地用含混不清的语调述说着自己年轻时的矿上往事，而嘴上最常念叨的一个是外曾祖母，一个是“成宇”——我爷爷的名字。爷爷的身体还算硬朗，尚能照顾她，她一反原本的独立与谨慎，变得格外依赖爷爷，无论爷爷去哪，她都要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两年后，爷爷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再也无法走路，瘫痪在了床上。由于爸爸上班挣的工资更多，妈妈只好辞掉商场的工作，回家来照顾爷爷奶奶。我正上高中，繁重的学业使我无暇顾及其他。除夕夜，我们一家在爷爷奶奶家吃团圆饭，时隔近半年，我才再一次见到了躺在床上、双眼空洞无神的爷爷。我不知道疾病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与折磨，我只知道他早已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尽管妈妈每天喂他吃饭吃药，给他端屎端尿，拉着他做复健，但依旧无法阻止他生命的流逝。

2015年的那个暑假，准备升高三的我在学校补课。一天我回家吃午饭，路上遇到爸妈，他们告诉我：“你爷爷去世了。”说罢就匆匆坐车驶向了医院。我一个人继续走在路上，仿佛被抽离了情感，直到泪水不受控制般涌出。

我后来不止一次想过，那天的敲门声是不是来自爷爷，他是不是在发现自己的老伴走失后赶忙跑来求助。如果我当时问一句，而不是装作家里没人，奶奶是不是很快就能被找到，爸妈和姑姑们就不需要因为担心奶奶走丢了而把他们的房门反锁。如果房门没有被反锁，他们就可以每天继续出去遛弯，或许，他们就不会在那间屋子里腐烂，直至消逝。

5

爷爷去世没多久，奶奶也因为脑血栓瘫痪在床。妈妈刚刚送走了爷爷，又要继续来照顾奶奶，她的个人生活早已被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彻底掏空。

一个晚上，我同她聊起个体自主性的问题，她说：“我再也没有年轻时候的那种闯劲儿了，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干啥，不管干啥都觉着特别没意思。每天就对着你奶，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除了看看电视剧打发点时间，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了。有时候就感觉，自己已经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了。”我好像突然理解了她在我感叹生命虚无时的愤怒，那击破了她的完满生活的幻象，我还有多种选择可以尝试，而她却无处可逃。

2016年我考上大学，到了北京念书，实现了离开阜新的梦想。小城里的人和事也早已淡出我的视线。海州露天矿在破产后，市政府在矿坑处建立了遗址公园，但到目前为止也基本上只是作为市内中小学校的参观研学之地，并没有真正起到吸引外地游客的作用。

为了带动城市经济的正向增长，阜新市也开始大力发展房地产业，自2010年起，大量高楼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但由于年轻人口的大量流出，阜新人对住房的需求远抵不上其楼盘的扩张速度。2014年后，部分楼盘的售价甚至已经跌破千元的大关。大量新房在建成后被闲置，甚至很多楼盘还未建成，开发商就已经卷款跑路，只留下空荡荡的吊车与未完工的烂尾楼。

2018年暑假，我回到老家，突然发现大街小巷上贴满了标语，“长子情怀”作为“新时代辽宁精神”成为飘荡在阜新市上空的昔日荣光的魅影。但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知道，这座城市是如何一步又一步地走向衰败。

如今，奶奶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前后做了几次手术，已经无法坐起身来。全家人都做好了她随时可能去世的准备——或许这不仅仅对我们家人，对她自己也是一种解脱。妈妈依然在家操持，每天给奶奶打鼻饲、做雾化，想尽办法让她更舒适一点。爸爸换了一家环保公司做电工，工作辛苦，但他说自己“身体还硬朗，能多挣点钱就多挣点，省得以后给你添麻烦”。而我，已经做好了研究生毕业后留京或南下的打算。

20余年过去，旧的建筑被拆除，新的建筑拔地而起，阜新在艰难地换着新装。那些矿厂与国企早已远去，一同飘远的还有几代人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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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1

我叫隐香，是个正儿八经的农村娃，小时候一大家子人生活在陕西咸阳下面的一个村子里。17岁之前，要是用一个字来形容我，毫无疑问是“乖”。这种乖不是天生的，而是心疼父母。

我爸爸身体不好，妈妈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从来没见她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不是蹲在厨房脚地上，就是站在锅台边，随便吃点又匆忙拿起手里的活计，走路都是一路小跑。我心疼妈妈，就努力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每天早起去水井边排队，要挑8担水才能把水缸倒满。那时候我还没有扁担高，水桶不是蹭地就是磕我的脚后跟，妈妈怕把我压得不长个，就让我早上起来挑4担，天黑之前再挑4担，就这样日复一日，从来没间断过。

那时我家还养了4头牛，每到周末，挑完水我还要去割草。我家有个新背篓，用荆条编制的，我站在背篓跟前，它能到我鼻子那么高。我人小性格却倔强，一头扎进玉米地里，背篓不满就不出来。最后，这个背篓是被我背坏的。

如今再回头看，可能是儿时太缺乏爱与关注了——我排行老三，上面有哥有姐，下面还有个弟弟。所以总想拼命干活，获得父母的夸奖或一个难得的笑脸。可是我的努力好像并没有多大效果，也没有获得父母特别的喜爱。

我17岁那年，村子里的初中要撤了，如果想继续读书，就要去镇上。为了全力以赴供正在读高中的尖子生姐姐，父母毫不犹豫“牺牲”了我。那年夏天，父母没有和我商量，就像法官宣读死刑犯的判决书那样通知我以后不用上学了。

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我一夜不睡，看路遥写的《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书中的情节很感人，我一边看一边流泪，突然，我听见好像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感觉飞机飞得好低，声音那么大，一直在我耳朵里轰鸣。我开门来到院子里，乌黑的天上除了几颗星星，并没有飞机。回到屋里，轰鸣声仍在，我心烦意乱，关上灯用被子捂住头，害怕得放声大哭。可隔壁屋的爸妈没有听见，漆黑的夜仿佛也在装聋作哑。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妈妈我耳朵好像听不见了，妈妈忙着手里的活：“哦，可能是上火了。”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远，那么小。

这件事很快被妈妈忘到九霄云外，而我在轰鸣声中艰难地度过了20多天，除非困得不行睡着了，但凡睁开眼都是在受折磨。身体上的不适让我开始正视自己的过往，“除了心疼妈妈，我还可以干点什么？”

我打定主意不再做傻傻的乖乖女了，17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偷偷打包行李被褥，放到大门外的厕所里。天不亮，我偷偷溜出了家门，坐上客车的那一刻，车窗外的天空还没有完全放亮，东方有一颗星星特别亮，我在心里对它说：“星星，我要飞了，飞出这个村子。”

这时候，售票员不合时宜地大喊：“刚上车的赶紧买票了，谁到咸阳，赶紧买票。”

我努力翻着所有口袋，凑了3块8毛钱，车票3块5，还剩3毛。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是个未知数。

咸阳对我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高楼，第一次看到宽阔的街道、那么多人。马路旁边的路灯、城里女人洋气的大卷发和猩红的嘴唇、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都让我感到眼花缭乱。

下了车，我一只手拎行李，一只手揣在衣服兜里紧攥着仅剩的3毛钱，左顾右盼，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看见一个卖油条豆浆的大婶在忙得溜溜转。

我的肚子叫唤起来，可身上只有3毛钱，只能站在旁边看着。大婶打量了一下我，喊道：“女子，你立到哇干啥，来给姨帮会儿忙。”于是我就帮她端碗、擦桌、收拾地。

一早上过去，客人都散了，大婶给我盛了一碗热乎乎的豆浆，还拿了两根油条。她问：“你是不是想找工作？”我没出声，默默地吃着，这是我第一次吃豆浆和油条。

大婶又说：“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姨看你这娃挺乖的，但是我这不缺人，我有个帮忙的今早请假了，姨可以帮你介绍个活，你吃完就跟我走。”

我帮大婶收完摊，她就把我的行李放在三轮车后面，正准备走的时候，我又有点迟疑。大婶好像看出了我的顾虑，安慰道：“你不怕女子，姨不是坏人，你见过坏人卖油条么？姨是看你一个女子娃刚出来么地方去。”

大婶说话诚恳，样子也很淳朴，我心想反正自己已经到了这一步，就跟她去吧。还好，单纯的我遇到的是个好人。

我们来到一个大院子，里面住了很多人家。院子空阔的地方停着各种各样的三轮车，后斗都装了玻璃柜，上面贴着各种颜色的字，有卖炒面炒饭的，还有卖烤串、麻辣烫的……

那天，大婶把我介绍给了她的邻居，一个开扯面馆的老板娘。第二天，我就正式在扯面馆打杂，说好第一个月工资50元，干好了以后再涨10元。也算是在咸阳落脚了。

2

在扯面馆干了半年，我的闺蜜张亚妮也来咸阳了。我俩从小就在一起玩，一样矮胖矮胖没心没肺的，张亚妮是个不安分的女孩，她让我辞职，跟她一起去咸阳某农贸市场卖菜，还神神秘秘地说，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男娃，“你去给我当参谋，把把关”。

我有些不放心她，就跟面馆老板娘提了辞职。之后，我俩开始在城西的菜市场里做起了生意。

那时候，市场里有一个豆制品摊位，老板是东北人，姓王。大家都爱跟他闹着玩，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老虎”——东北虎的意思。我跟亚妮也常去找王老虎玩石头剪刀布，合伙骗他的雪糕吃，王老虎心里都明白，可还是不急不火，笑嘻嘻的。

王老虎长得不帅也没钱，但真诚直爽、热情幽默，待人敦厚，他写得一手好字，我第一次看他模仿王羲之的大草在本子上写了一首《沁园春·雪》，心里惊讶又佩服。此后，我没事就去翻那个本子，王老虎好像也发现了，在那个并不高档的小笔记本上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仿佛是等着老师验收的作业一样，故意把本子摆在显眼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做一些好吃的偷偷放在我的窗台上。那时候的我极度缺爱，没见过什么世面，此前连红烧排骨、烧茄子、锅包肉这样的菜都没有吃过。人在异乡突然遇到一份温暖，一份关怀，是断然不能抗拒的。就这样，我和王老虎恋爱了。

当时我已经和家里联系上了，但这件事一直瞒着他们，毕竟王老虎的岁数比我大很多，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的。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天，我爸妈赶到咸阳，突然出现在市场，我妈妈举着一把大菜刀，气势汹汹地直奔王老虎的摊位。我当时吓懵了，还好有两个反应快的熟人紧紧抱住我妈，王老虎才能趁机夺路而逃。

紧接着，爸妈雇车强行把我拉回家，在路上，我妈妈边哭边说：“你以前那么乖，那么听话，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看他，年龄那么大了，都快跟我们一辈人了，还离过婚，又那么远，你这不是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呢么。你还年轻，根本就看不懂世事，等你以后后悔了都来不及啦！”

妈妈哭得撕心裂肺，我却丝毫没有听进去，叛逆已经充斥了我的整个头脑。他们越反对，我越要跟王老虎好。一天，趁着家里人都去田里干活，我偷偷撬开了父母锁着的房门，再一次逃离。

我和王老虎私奔了。在那个年代，大姑娘跟人跑了，是要被人狠戳脊梁骨的。留在村里的一家人都跟着我遭了秧，爸爸一向心高气傲，他承受了多少的风言冷语、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不用费力气我都能想的出来。

我跟着王老虎离开咸阳，去他的老家。那是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很美也很冷。王老虎很穷，却因为为人坦诚交了很多好朋友。知道我们回去了，那些朋友帮我们租房子、打扫卫生，还在厨房里摆满米面油菜，在外面码起了高高的柴火垛和煤垛。

他们的热情冲淡了我的陌生感跟失落感，我和王老虎也憋着一口气，想把日子往好了过，不想让外人笑话。我们努力做生意、打工，不怕苦也不怕累，虽然没有飞黄腾达，但日子过得很快乐。

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乖巧的儿子。我爸妈也慢慢接受了现实，儿子1岁多的时候，我和王老虎终于领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

转眼到了2006年，我跟张亚妮又联系上了，她在江苏的一家工厂打工，说自己上班的日子很惬意，工资也诱人，“你赶紧来”。

我羡慕不已，那年春天就把儿子送到娘家请爸妈照看，然后按照张亚妮的指引到了南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稳定下来以后，王老虎也跟了过来，和我一起进厂赚钱。

那时的我辗转南北，离家许久，在外漂泊难免会想念家乡的食物，比如凉皮和肉夹馍。有一次，我和张亚妮外出逛街，看到一个招牌上写着“正宗陕西凉皮”，我们兴冲冲地走进去，结果吃了两口，就骂骂咧咧地甩门离开：“挂着羊头卖狗肉！奶奶个爪的，明天姐就开一家凉皮店，教教他们什么叫正宗。”

2008年，我真的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在江苏镇江开了一家名叫“香记陕西农家饭”的饭店，主要经营陕西小吃。店开起来以后，生意很好，特别是凉皮深受欢迎，很多人专门开车从大老远赶来吃。

名气大了，就有人想花钱学手艺。我拒绝了，但脑子里渐渐生出了一个想法——租一个小厂房，批量生产。说干就干，我迅速找地方，招工人，盘锅台、搭炉灶，然后手把手地教他们做凉皮。教会以后，王老虎就在厂房里领他们生产，我负责往各销售网点送货，那些合作的老板送给我一个外号——“凉皮王”。

这段日子过得又累又充实，慢慢的，饭店都没有时间经营了，索性兑了出去。到了2012年，凉皮生意依然很好，我盘算着要注册产品商标、进一步扩大生产时，身体却因为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出现了毛病。没办法，我只能放下生意，去上海、南京、老家，到处看病。

这一耽搁就是大半年，生意也变差了，在娘家把身体养好了，我就打算回镇江重新开始。这时候，张亚妮登门了——两年前她离开镇江去北京做育儿嫂，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

那天，张亚妮进了屋，屁股一落坐就说她不想去北京了，准备再折腾一次，在老家开家建材店，还让我跟她一起干。我觉得她这人是想一出是一出：“建材那都是男人的事，咱懂什么？怎么干？”

张亚妮并不罢休，说她已经在礼泉县租好了店面，准备装修了：“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不懂就摸索着干，有谁一生下来就会的？小丽在泾阳县开了店，生意可好了，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小丽是张亚妮的堂妹，我揶揄她是看人家赚钱犯了红眼病。张亚妮也不多说，白了我一眼就起身离开，到了我动身的那天，张亚妮又跑到我家，直接坐在我的行李箱上不起来：“你今天还就是走不成！”

爸爸和哥哥也很无奈，把我喊到旁边偷偷地说：“你俩那么好，千万不能合伙做生意，到时候再反目成仇，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可我根本招架不住张亚妮软磨硬泡、泪眼婆娑。

我准备回镇江停掉凉皮生意，王老虎不舍得我们辛苦打开的局面，幽怨地劝我再多请几个工人，“这回坚决不让你再那么累的，就这样放弃真的可惜”。

我理解他的想法，甚至比他更明白，可是我了解张亚妮，也更不放心她，于是便强势地说我已经决定了。王老虎深深地叹了口气：“那你就先回吧，回去干两年试试看，行的话我再回去。”

之后我独自回去，陪张亚妮一起装修建材店。2个月后，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开始在新的领域摸着石头过河。

3

随着年龄增大，看到孩子成长，父母日渐苍老，我开始厌倦四处漂泊的日子，准备在咸阳买个房子稳定下来。

此时的咸阳早已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高楼越来越多，房价也是一涨再涨。到了交房款的那天，本来说好首付只用交总价的30%，可临时又说要交50%。钱不够，我失落地回到店里，也不说话，蒙起被子倒头就睡。

张亚妮问我弄好没，我被问烦了，喊道：“我钱不够了，没钱啦！”

“捂着就能捂出来钱呀？”张亚妮让我向哥姐借，我开不了口，又用被子把头一捂。她嘟嘟囔囔地骂我，走出去打电话，回来时沮丧地说她打了一圈电话，也没借到一分钱。

那时候我们初来乍到，对建材市场不了解，也没有熟络的人脉，所以生意并不好，虽然没赔钱，但也没挣钱。张亚妮刚买完房不久，手头紧，我让她别管，大不了不买了。

她甩下一句“神经病”就走了，等回来的时候，一堆东西砸向我的被子，我起来刚想骂，发现是一堆钱。问钱是从哪儿来的，张亚妮翻着个白眼说：“要你管。”后来被问烦了才说她把给孩子买的保险退了。

“你虎呀！都交了好几年了，现在退不是要损失很多钱吗？”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赶紧交钱去吧，别废话了。让你去借你不肯，你牛×，借给你钱还得人来求着你！”

我低着头没说话——我这人是属搅屎棍子的，又臭又硬，到现在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跟她说一句谢谢。

建材店开了两年，房租一路疯长，我们就把店转让了。失业后，张亚妮决定回北京继续做育儿嫂，而我因为儿子要念书，就打算留在咸阳。

经过考察，我决定做商贸，取得了两个纸品、日用品的地区代理权后给各个商超、饭店供货。由于还没有稳定下来，王老虎还在镇江赚钱维持家用，我只能单打独斗拼市场。

一开始为了打开销路，我顺着大街挨家推销，不厌其烦地介绍产品性能、优势，讲得嘴巴裂口，嗓子冒烟，还给客户免费试用。每天早上出门，黑天才能到家，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装货卸货。虽然辛苦，但这一切付出慢慢能看到回报。

就在我沾沾自喜，觉得可以再买一辆车，招收新业务员的时候，意外又出现了。那天，一群陌生男人找到我，他们戴着墨镜，嘴角叼着中华烟，脚搁在茶几上，傲慢又无理地说：“那个，今天约你来，是想让你把代理权转让给我们。你可以做我的分销商，该你赚的钱你才能赚呐！”

我告诉他，我做这个产品是正规代理，不可能答应。说完起身离开，可我心里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不久之后我去给超市铺货，出来发现车窗玻璃被人砸得粉碎，旁边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我淡定地打开车门，在众人的围观下开着破车离开。

他们并不罢休，一次去乡下，我开车走到一个红绿灯路口，几个人突然窜出来把我的车团团围住。他们戴着墨镜，凶神恶煞，手里的棍棒落在我的车上。我下车，那个老板走到我跟前，笑着说：“你说你一个女人，那么要强干嘛，能起多大风浪？”

我看了他一眼，平静地回答：“把你的招数都使出来吧。”

他恼羞成怒，对着几个手下一挥手，棍子便向我飞了过来，我却并没有感觉到疼。我无力反抗，只能用眼神射杀他们，有个人接到了我的眼神，举在半空的棍子僵在了那里，片刻之后他说：“就看你是个女的，要不然……”之后，他挥手招呼其他人扬长而去。

我坐到天黑，看热闹的人早已散尽，身体才慢慢恢复了知觉。我拖着疼痛的身体，开着千疮百孔的车，没有回家，而是把车开到很远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找修车厂。

这样的威胁和骚扰并没有结束，最后一次，他们直接冲到我家里，把正在写作业的儿子拎了起来，掐着他脖子逼到墙角。儿子愤怒地反抗，奋力用脚踢，我疯了似的扑上去要跟那些人拼命。

他们扔下一句话：“要想弄，咱就弄到底！”

那一瞬间，我慌了，他们可以砸车，可以砸我，但我儿子还是小。我贴着墙的身体萎缩成一团瘫在地上，等他们离开之后，我抱着儿子放声大哭：“不干了，妈妈认输！”

儿子搂着我的肩说：“打电话报警，就不信没有人管得了他们。”我低下头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想告诉他我早都报过警了，没什么用，案都不给立。

我不想让这种绝望也充斥儿子的心。

4

为了儿子的安全，我迅速搬离了自己代理的区域，刚交了一年房租的库房没了，很多货款也追不回来，生意遭受重创。祸不单行，也可能是自己整日恍惚，我出了一场车祸，眼睁睁地看着车轮从自己的腿上碾压过去，我的车直接被撞成了一堆废铁。

从住院到出院，我一直都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家人。躺在哥哥家的床上，我想着承受的不公、身体的伤痛、报废的车，还有足以让人窒息的经济压力，都使我感到绝望。一天半夜，趁大家都睡了，我拄着双拐半走半爬到了离哥哥家不远的一条郑国渠旁边。

站在岸边，一股冷风吹在我的脸上，再灌进身体，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抬起头，天黑漆漆的，我把心一横，闭上眼睛，想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我家的那条小白狗一直静静地跟着我，它坐在我脚下，看我站起来了，就围着我转，拼命地摇晃着尾巴，还轻轻撕咬我的裤腿不放。

我心里一动，又艰难地坐在地上，搂着小白狗默默流泪，它一动不动地陪着我。等天快亮了，我们才一起步履蹒跚地回家，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是这只狗救了我。

养伤的日子很难熬，我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月，终于拆了石膏。之后也不想出门，成天偷偷抹泪，我妈怕我想不开，就端个凳子，让我坐在大门外面晒晒太阳，我坚决不肯，最后是被哥哥强行背过去的。

暖阳下，我抬着头，闭着眼，努力不让家人跟过路的邻居看到我的眼泪。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完了。

就在这时候，张亚妮从北京回来看我，还有很多同学朋友也闻讯而来，他们陪我吃饭、哄我开心，为了带我去歌房K歌，几个男生不由分说，连人带床抬起来就走。在这种温暖里，我感觉到了一丝活着的美好。

张亚妮回北京的日子到了，她让我能走路时就去找她，跟她一起做家政、做育儿嫂：“虽然那个活累，听起来也没有当老板那么荣光，但是能让人心里平静。”

我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怎么可能，让我去伺候别人？开什么玩笑？”且不说之前别人都叫我“范总”，婚后我被王老虎宠坏了，从来没有做过饭，也没洗过衣服，有空的时候经常睡到下午1点还不起床。

我妈听了也在旁边摇头，总之没人觉得我行，张亚妮不插话，等我们都说完了才说：“其实做家政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可怕，更没有那么丢人。是你，是太多人都对这个行业缺乏了解，存在偏见，我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真的感觉挺好的。你能干就干，实在不想干，再回来继续当你的范总。”最后，她又补了一句：“不管你怎样决定，脚好了先来北京待段时间，没钱了我养你。”

一个多月后，我丢了拐也能慢慢地走了，张亚妮得知消息让我马上买票去北京旅游散心。为了宽父母的心、减轻嫂子照顾我的压力，我只好照办。

在北京，张亚妮住的出租房很小，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又温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幅素雅的国画，一个陈旧的衣柜被擦得发亮，衣柜的玻璃门上还贴着我俩的几张合影，底下缀着一行小字：“一起走过所有的日子”。

她让我安心的吃住，我也没客气，一躺就是一天，一天又一天。这真是一段灰色的日子，她去上班，我就躺着瞪眼看天花板，门窗都懒得打开，伸手就能碰到水壶，可就是不想去倒杯水喝。

生活被我过得七零八碎，残破不堪，为了让我不失信、不进银行的黑名单，张亚妮无数次帮我东拼西凑，借钱还债。我笑着“挖苦”她：“你上一世有可能是破坏了我家庭的小三，今生来还债的。”

她毫不客气地翻白眼，回敬：“瓜皮”、“神经”。

不知道躺了多久，有次周末张亚妮回来扔给我一张单子，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学校跟老师，让我去学做育儿嫂。

我不去，她骂我再这样下去要睡成神经病：“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学习一下总是有好处，就算不给别人干，以后给自己看孙子也用得上！”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张亚妮拉入了行。

在家政学校里，我有幸碰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她年轻、美丽又大方，教给我各种科学的育儿知识。

学到第五天，还没有毕业的我就被来公司选阿姨的客户挑中，老师直接为我办理了入职手续。

我迷迷糊糊地到了客户家，半梦半醒地从“范总”变成了“范阿姨”。初到陌生的环境，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但想想自己身上压着的外债，低头看看尚未完全痊愈的脚，我狠狠心，咬咬牙，决定抛开压抑在心底的慌恐和莫名的悲哀，只剩一个念头：“只要不让我死，那就干下去。”

这家的宝宝只有3个月大，第一次给宝宝洗澡的时候，我就露了怯。那天，粉嫩的宝宝放在床上，等着我脱衣服，我生怕一不小心碰疼了他，动作就显得局促又笨拙，忙活了半天，额头都出汗了，还是没能脱下一只袖子。

宝妈是个善良温娴的年轻人，她宽厚一笑说：“我来吧姐，你以前是不是没带过这么小的宝宝？没关系，慢慢来。”

我尴尬地说实话，以前只带过自己的孩子，“可是都过去好多年了，再碰这么小的宝宝，手都打颤”。

她又温和的一笑，让我至今都不能忘记。

尽管客户一家人都挺好的，但我的心里还是极度自卑，不仅换了手机号码，还拉黑了很多熟人的联系方式。就算有时难得回趟老家，也不敢出门，偶尔碰到熟人或朋友，他们问：“范总最近怎么样怎么样？”“范总现在干啥大事呢？”我的脸就会红到耳根，头都抬不起来。

我不能接受社会身份的转变，直到一年多以后，我带的宝宝也慢慢长大了，突然有一天，他搂着我的脖子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妈妈，一个是阿姨妈妈。”

我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原来疗伤的良药不是自己，也不是时间，而是这可爱纯真的宝宝。抱着他，我感觉这世界上除了美好别无其他。

做育儿嫂的这5年，我越来越熟练，其中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真情跟感动。我喜欢看孩子吃饭，喜欢看孩子的笑脸，甚至喜欢听他们睡着时发出的轻轻的呼噜声。此外，我还适应了别人喊我“范阿姨”。

每到周末，我可以离开客户家，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跟姐妹们一起剁馅包饺子，熬夜、睡懒觉。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公园的围墙上挂着一个红色的横幅，上面的大字醒目：“不向黑恶势力低头。”

我摇摇头无奈地笑，心想：“不低头也是需要有不低头的资本，不是想不低头就可以做到，生活中没有绝对的不公平，更没有绝对的公平。”现在的我不再是当年的范总，不再趾高气扬，但也不用为了货源一筹莫展、为了货款焦头烂额。

我失去了，也得到了。

抬起头，我看见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虽然已是初冬，可风并不寒冷，我解开大衣扣子，敞开心怀跟着风一起舞着、走着，又使劲吸了一口气，吐出来，仿佛这样就能把心底的那颗硕大的顽石也一并吐出来似的。

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撬动了它，并且发现，它并非坚不可摧。也许有一天，我真的能把它砸个粉碎，变成气吐出去，或者变成屁放出去。

现在的我，心平如镜，很庆幸当年从小村子里走出来，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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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我在微信上和他寒暄了几句，很快他便向我诉起苦来——

就在两天之前，最高法下文件，民间资本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不得超过4倍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指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本行对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按现在的利率报价来算的话，年利率仅有15.4%。

这样的一个数字，对于一直奉行36%顶格年利率的民间借贷资本而言，基本相当于断绝了最后的一线生机，“不过我技术还在。反正机器学习方向也好就业，大不了换个行业就是。”

“换了也好，反正按照我们那时候的玩法，这一行也玩不长。”我说。

“玩得长就有鬼了。其实我本来也没指望玩得长，那时候也就想着小贷风控好歹是个能落地的技术前沿，本来就是准备做个一两年就走的。”

“那为什么一直留下来了呢？”我问。

“因为工资高啊！”他回复得飞快，同时回复了我好几个“捂脸”的表情。

1

2017年3月，因为被之前供职的比特币交易所裁员而又一次失业的我，不得不再次进入到找工作的行列之中。

老实说，在接到这家名叫“诚平贷”（化名）的公司的面试邀请的时候，我手里已经有了两个offer，但它们都不能令我满意：一家P2P公司只愿意在试用期期间支付80%的薪酬；而另一家技术公司为我提供的则是技术派遣的工作——这让我想起当年在美国做技术派遣时，开着车四处赴职的颠沛和浮浪。

“诚平贷”的办公室在上海的西头，靠近虹桥火车站。负责面试我的是风控部门的郑总。尽管带着一个十几个人的团队，但他却丝毫没有一个“总”的样子——穿得朴素，一眼看去年龄不超过三十岁，说起话来也是慢声细语。我原本有些紧张的情绪便也放平了几分。

不过面试刚刚开始不久，我刚放下的心又立刻提了起来。郑总虽然说话不快，但问的问题却一个赶着一个。最开始的几个，我凭着之前在数字货币交易所闲暇时自学的数据分析知识，还勉强能够回答；但到了后面，问题就越来越难了，“LSTM”、“条件随机场”、“池化层”之类我此前从未听闻的新词连续抛来，令我手足无措。

郑总似乎也觉察出了我的局促，很快就结束了这场面试。令我有些意外的是，郑总告诉我说，面试的总体感觉还不错，当场就下了offer。

按照惯例，技术面试结束之后，是HR的谈话时间。HR向我介绍说，公司已平稳运营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贷款业务也在最近开始“起量”，生意好的时候，平均每天要放出去一千多万。也正是因为放款量日增，因此，公司急切需要一个更健全的风控团队来给公司的贷款业务“把关”。

HR还说，目前公司对于这个风控团队非常重视，计划中的团队规模也很大，“目标是组建一个40人左右的团队”。她一面说，一面带着我走进了工作区，伸手指向一片新装修出来的明亮区域，七八排座位上零零落落地坐着几个人。“如果顺利的话，不出一个月，这边就会被你们的部门填满。”

我正式入职那天，郑总正好不在，负责向我介绍具体业务的是一个名叫李政的男生，他个子不高，但说话速度很快，谈起技术来滔滔不绝，颇有些极客风范。他告诉我，他读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视觉方向，而如今改做了金融风控，虽然技术不尽相同，但完全能够对付。“我们现在的算法还比较基础，主模型就是一套XGBoost（一种基于决策树的集成机器学习算法，是当前机器学习领域的最主流算法之一），没什么难度，你稍微看看就一定能跟得上。”

我连连答应，心下却惴惴不安起来——我的编程基础并不好，仅有的一点点代码能力都是迫于找工作的压力才不得已自学而来的，真能应付金融风控这么“硬核”的工作吗？

2

入职几周后，风控部的规模果然迅速扩大，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面孔加入到我身边的空位里来。郑总每周都会召开整个部门周会，会议室里的人群从最开始的稀稀拉拉，到满满当当。最后，一张大会议桌周围已经坐不下了，一群人就围着站在后面。也就是到了这时候，我们的工作才正式开始。

小贷行业的风控这一行，技术上基本靠机器学习来完成。虽然算法多且复杂，但原理解释起来却很简单。公司有一大批客户的数据，包括收支状况、银行流水、短信往来、手机通讯等等，再综合上贷款表现，打成一个大的数据包，塞进我们写的数学模型里；再根据数学模型从这批数据中“学习”到的经验，来判断每一个新用户的逾期概率。而如何保证这个数学模型的判断准确，就是我们风控部的工作了。

我们部门按照业务的偏重不同，又细分成三个组：模型组、特征组和BI（商业智能）组，三个组共同负责开发和维护一套风控系统，并形成商业报表定时送交管理层。根据小额现金贷行业的运作逻辑，风控部门只负责贷前风控，因此郑总从一开始，就反复提醒我们，贷款的放款量和逾期率，都是和我们的KPI息息相关的指标。

在三个组中，模型组是最核心的部门，整个风控系统中的模型算法都由该组负责开发，业务也被盯得最紧。我刚刚入职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模型组新上线的降额模型表现不佳，因此在那一段时间里，每周的例会上总是弥漫着令人难以忍受的低气压。

“你们最近这个降额模型怎么回事？”果然，这周的例会刚刚开始，郑总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向模型组“发难”了。

所谓“降额模型”，就是为了平衡因为降低门槛而可能产生的坏账所采取的补救手段。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不在风控部的工作范围内，但公司管理层认为当前的贷款通过率太低，不利于推广和“起量”，因此要求风控部降低风控门槛。

李政的回答倒是从容，“原先的逻辑回归参数感觉不太好用了，我们还在做参数的调整，如果还不行就换一种回归算法再看看。”

“参数不对就赶快调参，算法不行就换算法，特征不好就追着特征组的人重新出新的特征。一个最普通的降额模型，都快一个月了，你们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我就换人！”郑总语气严厉，我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最近新接了特征，老模型的参数没调好，表现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情呀，”好不容易挨到散会，我向同组的梁小青小声抱怨，“这有什么值得生气的？”

“你说的事情老郑当然知道了，”梁小青对我耸耸肩，“业务就是这样的，需求总会带给我们工作很多额外的限制。所以，有时候可能熟悉业务比掌握算法还要重要。”

尽管郑总几乎从不对模型组外的同事发火，但每每模型表现不尽如人意，我也提心吊胆。

我所在的特征组工作流程是模型组的上游，负责把大量的原始数据清洗、分类、处理并挑选出相关性强的特征交给模型组。

机器学习业界中有句行话，叫“特征决定模型的下限”，也就是说如果特征工程做得不过关，再技术精湛的机器学习工程师都无法做出表现良好的模型。因此那段时间，我总害怕自己的工作不到位，拖累他们白白挨骂。

而BI组的工作主要是管理、维护数据库并且定时生成商业报表，维持风控部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和运转。

回想起来，虽然那段时间里郑总表现得颇为严厉，但其实对于我们风控团队的总体表现，他还是颇为满意的。没多久，郑总就愉快地告诉我们，为了庆祝团队组建，带我们一起去嵊泗列岛团建一次。

轮船从沈家湾码头轰鸣着起航，仲春时节，海天一碧万顷，不时有海鸥向船前麇集而过，头也不回地飞向远方，像是在为我们指引着一条无风无浪的漫漫坦途。

3

一个多月后，曾让我们紧张不已的降额模型几经波折，总算如期上线。而我们也算是在磕磕绊绊中完成了整个团队的磨合，开始正式投入到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之中。

我也想起以前在数字货币交易所工作时，前领导对我“无论做什么，一定要尽快熟悉产品”的谆谆告诫。于是，在日常的算法学习之余，我决定自己也在公司的平台上“撸一把”，熟悉一下整套系统的业务逻辑与流程。

“诚平贷”提供1000-5000元数额不等的小额贷款，而贷款的期限只能选择7天和14天两种。我并没有借贷的需求，自然选择了7天1000元的最低期限，因为这种搭配利息最低。

提交申请和放款的流程设计得非常便利，简单地填完注册信息，留下了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后不到2分钟，手机的短信提示音就“叮”地响起了——银行发来短信提示，我的银行卡已经成功入账880元。

我有点愣神，明明是1000元的借贷，剩下的120元去哪了？我又打开APP，才发现在贷款页面上，有一个小小的、毫不起眼的蓝色感叹号。点了一下，跳出来的窗口里列着一张“借贷费用明细”表格，我大概扫了一眼，除了不多的十几块钱的“利息”之外，其他都是诸如“注册费”、“风险审查费”、“资金保管费”之类的名目，几项费用林林总总加在一起，正好是那神秘“消失”的120元。

直到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APP里所谓的“借款低利率”仅仅只是一个宣传噱头，而真实的利息，都已被折算进了各式各样“巧立名目”的其他收费项目中去了。如果按照真实情况计算的话，仅仅7天的“利息”就达120元，而且还是所有借贷业务中最蛮横苛刻的“砍头息”。

而另一件让我没想到的事情是，尽管这笔账务我很快就还清了，但“麻烦”却并未结束——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日子里，我的手机总是不时地收到来自各个小贷平台的推广短信，甚至于连广告词也大同小异：“低息”、“智能风控”、“秒下款”。

毫无疑问，即使是作为内部员工，我也没有逃过被当成“客户”的命运——我的身份信息，应该早已被公司打包出卖了，不知道躺在了多少小贷平台的数据库里。

尽管对公司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但那时候，我仍没有任何离开的想法。一来我们都认为，小贷行业的大数据风控业务，是机器学习在工业界为数不多的落地场景之一，不如多学习一些技术再考虑跳槽；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之前的面试中，因“工作变动频繁”而颇受到质疑的我，急切地需要一段相对稳定的履历。

步入正轨后，我和梁小青被分配到了“手机短信分析”的模块中，这是一份颇为艰难而又有些机械的工作——“诚平贷”APP在安卓端初次运行的时候，会向客户索要包括手机短信在内的所有授权，并自动抓取客户手机中的所有短信。随后，将全部文字内容进行处理，分词、语法分析、语素提取，再在模型中反复训练和调参。

相比于其他的监测数据，短信的数据量大，加上自然语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方言和错别字的干扰，数据清洗和语义分辨也格外困难。模型训练时，大量的额外耗时必不可少。

模型训练的时间漫长而无聊，我也偶尔会留意到那些短信里的只言片语。尽管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聊天已经转移到了QQ、微信之类的聊天工具上，但仍然有小部分的人保持着用短信交流的习惯。

那天，就在我有点犯困的时候，一条短信突然跳出来：“求求你，再跟我见一面好不好，我已经把你喜欢的东西都给你买了，再见一面行不行？”前后类似的信息还有很多，翻来覆去地都是哀求着对方的原谅，但对方始终没有任何的回音。

男方似乎是因为怀疑两人之间有第三者插足，但没有找到证据，便情急之下动手打了女友，姑娘立刻拉黑了几乎所有的联系方式。男方后悔不迭，想道歉似乎也苦于找不到门路，自己经济又拮据，只能靠着从小贷借到的钱把之前姑娘喜欢的东西全部买了下来，希望借此挽回两人的关系。

但这个故事终究没有结局——姑娘似乎再也没有回复过他的短信。但作为一个遥远的窥测者，我才忽然意识到，APP另一端的“客户”们不只是特征数据，而是一个个日常擦肩而过的真实的人。

4

在2017年的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我们整个部门的职能即将发生大的调整——风控部将升格成为整个集团公司的风控中心，负责全集团的小贷平台的风险控制策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得知，“诚平贷”不过仅仅是公司好几个小贷平台中的一个。而公司除了小贷业务之外，还同时运营着好几个P2P理财平台。这个发现也同时解开了我之前“公司放贷的钱从哪里来”的疑问——通过P2P平台吸收进来的资金，转手就通过小额贷款的方式放出去；之后再用贷款的高利息来维持公司的运作，并偿还P2P端的投资人的收益。

在那时候，尽管P2P金融业务仍处在一个野蛮生长、欣欣向荣的格局中，但由于其商业逻辑本身的缺陷性，同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爆雷”的新闻仍时有耳闻。

我也曾一度有些担心我是否会再一次因为公司“爆雷”而失去工作，但每次上下班的时候，看到地铁2号线里公司的巨幅灯箱广告中，作为代言人的著名女演员充满自信的笑容，我的不安感又随之烟消云散。

没多久，郑总突然向公司提了离职，带走了团队大约1/5的同事，但李政和梁小青都选择留了下来。很快，负责整个风控中心的陆总也正式和我们见了面。

和郑总给我的印象截然不同，陆总的面相清癯而严厉，脸颊的线条硬直得像被砍刀一劈到底。即使是在光线不那么明亮的室内，仍旧戴着一副深色的眼镜。不知如何，我总觉得他的目光过于锋锐，让我始终不太敢于正面相接。

也就是那个时候，国家开始收紧对小额现金贷款业务的政策监管。而“收紧监管”的第一步，便是全国性的停止批设和发放互联网小贷的经营牌照。

业界一时风声鹤唳，我也感到颇有些紧张。新闻媒体很快放出了“目前持有小贷牌照的249家企业”的名单，但我看了又看，却总也无法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上找到我们这家公司的名字。我一度想再次离职，进入一个更加安全稳定的行业，但很快又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段工作至今为止也不过半年，要是写在简历上，不过是给它又新增上另一道“硬伤”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停止继续批设小贷牌照”的监管令像是第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2017年冬天的P2P“爆雷”潮。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同事之间的小群里开始时不时地刷出同业因为“爆雷”而倒闭、并“接受经侦调查”的传言或新闻。

或许是作为一个P2P“爆雷”事件的亲身见证者的原因，每每看到新闻里那些维权的投资者，他们或悲痛、或愤怒、或疲惫的表情总能引起我的回想。

那是2016年年末，我当时公司的隔壁就是一家P2P金融理财公司，总是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那间办公室里进进出出。那时，同事有时闲聊，也会偶尔提到，对他们的具体业务也总是语焉不详，说来说去，似乎就是卖给老年人的什么理财产品。

我记得那原本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午后，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厉的玻璃炸响，跟着是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吼叫声。强烈的情绪让她的声音整个变了调，以至于根本没办法听出她究竟在叫喊些什么。我们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敢出门看热闹。直到走廊里平静了好一会之后，才有胆大的同事悄悄溜了出去。过了好一会才回来告诉我们，是隔壁的那家P2P被砸了，“欠钱，还不出来，办公室就被人砸了。”

又过了几天，公司门口突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瘦弱老人佝偻着站在门口，一头白发像厚厚的霜雪，压得人抬不起头。老人从手提的破口袋里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张纸条，一点一点地展开，小心翼翼地问：“请问这里是不是……”

老人报出隔壁公司的名字，我们整间办公室霎时一片死寂。愣了好一会，才有客服部的女孩急忙跑出门，将老人搀扶到一边。几分钟之后她低着头进来，回到工位上一言不发，我们也没人再说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自那天之后，隔壁便被物业强行停了电，紧锁玻璃门扉后面，只有一片漆黑。

5

尽管那时业界不良新闻时有发生，但在我们公司内部，却仍然是一副运转如常、岁月静好的样子。

等到临近过年，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故意展示公司仍旧在正常运营，我们接到通知，说今年的年会被安排在了无锡的一家豪华酒店里，时间也被延长到了整整两天。

酒店最大的一间宴会厅里，满满当当地坐了好几千人。公司高层一桌一桌地敬酒，推杯换盏之间喜气洋洋；同部门的同事抽中了2万元的最高奖，部门的工作群里一时红包飞舞。只有李政的情绪有些不太对，没喝多少酒，也不怎么和我们讲话，和气氛有些格格不入。

“我最近可能要准备离职了。”从年会回来之后不久，李政突然对我说，“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感觉小贷这一行做不长久了，不如早做打算吧。你呢？”

“我暂时还没有完整计划，可能年后看看机会吧。”我含糊其辞地回答。

其实在那时候，我自己也动了想要离开的念头，并不仅仅是小贷行业已经开始风雨飘摇，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工作遇到了瓶颈——在风控部门升格之后，我和梁小青每天需要处理的便不仅仅只是“诚平贷”，而是整个公司所有产品所收集到的短信语料库。

新语料库极尽庞大，短信存储量有八亿条之多，光是在服务器上梳理数据就让我精疲力竭，根本就不可能还有时间去做技术上的学习和改进。我深感这样的工作不过是浪费时间，但每次我想离开的时候，心底都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还是多撑一会吧，再多撑一下就好。”

2018年的春节过得匆忙而仓促。等到春节过后，气氛便突然变得有些紧张。节后复工不久，陆总就突然召集了一次部门紧急会议。会议上，他显出一种一反常态的焦虑感，直言“主模型强度不够”，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到准备进行“风控技术升级”，“把人工神经网络的内容也加入进去”。

会议结束之后，我开始在心里犯起了嘀咕：其一，陆总口中的“主模型强度不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这预示着小贷端放出去的钱回款率正在走低，而低回款率很可能导致P2P端的违约风险；其二，就是人工神经网络也未必也是解决问题的“万灵药”——我和梁小青曾经在试验算法的时候尝试性地引入过它，但测试结果却一塌糊涂。

作为模型组经验最丰富、资格最老的人，李政原本是模型和特征这两个组都颇为依赖的成员。但他已经离职了。

到了开春时节，眼看着我在公司供职的时间接近一年，离职的想法再一次变得强烈起来。而几乎就在同时，一个偶然的新闻坚定了我的想法：4月中下旬的时候，P2P行业的一家头部企业“善林金融”的负责人向警方自首，而其下属一系列“善林系”公司也随即宣告爆雷。而我在浏览新闻的时候，才惊觉在一年之前，曾经向我发过offer的那家金融公司，便正是“善林系”中的一员。

曾经和一家如今涉嫌“集资诈骗”的公司走得如此之近这件事，令我当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几乎立刻就做了决定：等现在手上的这个模块结束，就立刻向公司提请离职。而唯一令我有一些没想到的是，我离开的速度，比原本想象中的还要更快。

没过几天，陆总突然找我谈话。这次他姿态颇为严厉，直接批评我所做的模块“一直不出成果”，并且直言在最近一次的绩效中给我打了最低分，“感觉你和我们不是很适合，我们其实也不想让你的履历变得太难看，所以建议你还是自己提辞职比较好”。

面对再一次被公司辞退的命运，尽管我心里还是有一些委屈——虽然说我们模块的工作一直是梁小青承担得多，但我其实也并非什么成果都没有，毕竟清洗八亿条数据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当这一次被劝退的时候，我心里竟然没有多少难过，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轻松。

尾声

也许是因为这次工作相对还算稳定的缘故，很快，我就成功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梁小青告诉我，在我离开后不久，风控中心就有不少同事相继离职了，但新招进来的人却似乎不足以填上这个空缺。到了2018年夏秋之间，小额现金贷业务环境越来越严苛，于是他便也借机提交了辞呈，但很快入职了另一家小贷公司。

后来听说公司也一度谋划过转型求生，试图将自己改头换面成“金融科技公司”，但最终也没有成功。

“那现在呢？”

“不知道了，后来我们那一批人就都走了。现在那公司恐怕连在不在都不好说。”

那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不知怎的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掏出手机，在应用市场里搜了搜。果然，无论我输入“诚平贷”还是P2P相关的其他APP的名字，都一无所获。看来那家公司终究还是“爆雷”了。

我这么想着，抬头看向窗外，那天云层很厚，看不见太阳，只有天边最后一丝青白正在被夜色吞没。

我想，就像这个草台班子的最后一批演员，我们虽然不曾见证过盛大开幕，但始终算是看到了潦草收场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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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猎狐》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