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dog88是什:云冈石窟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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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道宣《绩高僧传·昙曜传》记载,昙曜「以元魏和平年(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众,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这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壮举。

中文名
冈石窟开凿
朝代
南北朝
时间
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年)
主要人物
昙曜、拓跋浚
主要角色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又称武州塞,州又作周)南麓,武州川峡谷的北岸。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明刻本作漯水)》条,这样描述云冈石窟:「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只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崖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道宣《绩高僧传·昙曜传》记载,昙曜「以元魏和平年(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众,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这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壮举。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分为东、中、西三区,东部四窟(一—四窟),中部九窟(五—十三窟),西部三十二窟(十四—四十五窟)。此外还有许多小型洞窟。共计一千一百多龛,大小造像五万一千多躯。从云冈石窟西行约六里,武州川北有吴官屯石窟。再溯河西行,距云冈三十里的高山镇,遗有焦山石窟。栉比相连,有三十里之遥。

云冈石窟的开凿原因

据文献记载,佛教传入中原,始于两汉之际,到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早期的鲜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只信仰杂卜、巫术,直到定都平城后,才开始接触中原地区的佛教。其中,道武帝拓跋珪首先接受了佛教,并于天兴元年(398年)下诏在京城建立佛寺及僧人居所,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僧徒的官职;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也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并要求沙门“敷导民俗”。北魏佛教的兴起,始于太武帝平定凉州。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为充实京师,将北凉的高僧及工匠虏至平城,使发达的凉州佛教得以东传,这也间接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创造了条件。  

由于北魏佛教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鲜卑政权利用佛教敷导民俗、统一思想,佛教也依附皇权乘势发展。所以,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平城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寺塔建立、僧人聚集,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但也正是由于佛教的迅猛发展,寺院经济的膨胀触及到国家经济利益,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再加上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之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不过,虽然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灭佛”事件使蓬勃发展的佛教受到重创,但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即下诏恢复佛教,佛教以更大的势头卷土重来。而复佛的直接结果,就是开凿云冈石窟。 

关于石窟开凿,《魏书·释老志》有记述:“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的提议得到了文成帝的同意,这是因为太武帝生前对废佛之举已有悔意,只是难以骤然改变政策。文成帝即位后,矫正废佛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迅速地推行了复佛措施。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借此弥补祖父废佛之过,同时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准了昙曜的建议,并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极大的支持。 

《魏书》中所讲的五所洞窟,即今云冈石窟编号16—20的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拉开了大规模营造石窟的序幕。从此,北魏皇帝以其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为后盾,开始了大规模营造云冈石窟的活动,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一些中小型工程仍在进行,一直持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 

至于把石窟建在武州山上,据有关资料记载,原因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北魏从盛乐迁都平城,两地间往来频繁,武州塞正是两地的交通要冲;二是北魏军队每每从武州塞北去出征或凯旋归来,都在武州山下祈祷、祭拜,北魏皇帝先后7次到武州山祈福,这里成为北魏王室的祈福神山;三是北魏时期,这里山林葱郁、河水清澈,是僧人修行的理想之处,而且这里的岩石比较适宜雕刻,故选择在这里开凿石窟。

建造历史

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唐代,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终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

清代,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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